贝时璋教授早年的教学和科研活动
姚錱
（金沙集团1862cc上海生命科学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

值此金沙集团1862cc为庆祝贝时璋教授百岁华诞暨《细胞重建》论文集(第二集)出版时，拟再出一本纪念册子，希望我能供稿，鉴于时间紧迫，我重读了十年前的一篇短文，觉得他基本上反映了贝老早年在教学和科研活动中所体现的治学精神。现稍作修改，特重录。
贝时璋教授是一位胚胎学家、实验形态学家、实验生物学家。1921年留学德国，1928年获土滨根大学自然科学博士学位，后任该校动物研究所助教一年。1930年回国受聘于浙江大学，筹建生物系，曾一度采用实验生物学组的名称，后改为生物系。我国的实验生物学是由一批二三十年代在国外留学的著名生物学家回国后边积极提倡和发展起来的。1936年罗宗洛教授还和贝时璋、朱洗、童弟周、汤佩松、经利彬等教授共同发起和创办了外文版《中国实验生物学杂志》，作为在这一领域进行国际交流的刊物，它是今天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实验生物学报》的前身。贝先生是我国实验生物学开创人之一。
1930年-1950年的二十年中，贝先生曾二度任浙江大学生物系主任，其中抗战期间（1942-1946年）还兼任理学院生物学研究所所长。这是浙大生物系蓬勃发展的一个时期，名教授除贝先生本人外，还有罗宗洛、谈家桢、张肇骞、张孟闻、仲崇信、江希明、王曰玮等。贝先生谦虚谨慎、秉公办事、和衷共济，在竺可桢校长的领导下，在极其艰难的战时条件下，办好教学的同时，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全系朝气蓬勃，学术气氛非常活跃，短短几年内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了二十多篇有相当影响的论文，与当时同样活跃的数学系、物理系和化学系并驾齐驱，从而使浙大曾被誉为“东方剑桥”。
我于1937年毕业后留校任助教，随校西迁贵州。1940年起跟贝先生做研究工作，所以他是我的启蒙老师。值此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为贝老师举行他百岁华诞庆祝活动之际，谨就回忆所及，谈谈贝老早年的一些教学、科研活动和他的治学精神，以弘扬他的业绩，感谢他对后学的栽培。
贝先生虽然倡导发展实验生物学，但他对形态学、分类学这些生物学基础课程的教学是十分重视的，并亲自讲授过比较解剖学、无脊椎动物学这类课程。大体上说，浙大生物系从1934年起，生物学各分支学科老师的阵容是比较整齐的，也是平衡的，特别是在贵州湄潭那个阶段。这使同学们尽量能从形态、分类、生理、发育和细胞遗传等课程中对生物学有一个比较全面和系统的了解和掌握。作为传统，高年级学生必须参加书报讨论并作报告，还要选副系，以增加同学的知识面，锻炼分析、综合和表达能力。贝先生还十分注意物理科学中的理论和技术在生物学中的应用，介绍《物理评论》等刊物中有关综述，传播学科交叉和发展边缘学科的想法。总之，浙大生物系同学在四年学习中从各方面接受的教育和训练是比较扎实的，使他们在毕业后都能适应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发挥作用。
贝先生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在生物系初创阶段曾先后讲授过许多不同的课程。上课时一般不用讲稿，但条理清楚，讲解透彻，必要时随手画一些图解，同学们无不为他惊人的记忆力感到钦佩。他讲的无脊椎动物学把门、纲、科从低等到高等的各种代表性无脊椎动物的形态解剖、生理、发育的进化统统融合在一起，综合而系统地把这门课讲得非常生动，这种教学方式给我留有深刻印象。据当时高班同学回忆，他讲授的胚胎学也是一样，从低等到高等动物系统地进行介绍，给同学们以很强的比较的系统的概念。贝先生1934年在杭州讲授的发生生理学以及后来在湄潭为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开设的实验形态学这两门课中，把以海胆和两栖类动物为主的实验胚胎学中卵球的轴性、极性、胚胎诱导、胚胎图形形成以及动物的生理梯度和再生等当代实验胚胎学和实验形态学的研究趋向和问题都作了精辟的论述和评价。贝先生讲授的这些课程对不少学生以后踏入这些研究领域，作为他们的终身事业，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贝先生在德国土滨根大学学习和工作期间，对一种细胞常数动物-醋线虫的生活史和细胞谱系进行了系统分析，特别是把早期卵裂球分离后观察其发育潜能，探讨线虫的镶嵌型发育问题。这一工作在当时为同行所广为引用。在浙大生物系初期，他潜心研究一种甲壳动物丰年虫的中间性及其性转变问题，可惜这一工作因抗战而被迫停顿。在贵州湄潭时期，贝先生主要指导和带领他的学生的研究生开展了一些细胞学和实验形态学方面的研究工作。限于当时的工作条件，只能就地寻找一些合适而又取之不尽的实验材料，采用不需复杂仪器设备的实验设计，但在研究问题上总是设法寻找一些未解决的经典生物学问题或当代学科发展中的某些研究热点。
在线虫细胞学研究中用了一种寄生于蟾蜍直肠中的线虫（Casmoterta sp.）。当时贝先生考虑了两个问题。首先，在线虫胚胎发育过程中，它象Boveri在马蛔虫所看到的那样，要发生染色质丢失，即只有生殖细胞能保持全套的基因组，而所有体细胞都要丢掉一部分染色质。这个现象的生物学意义及其和细胞分化的关系是不了解的。其次，在40年代的细胞学研究中，对细胞核内的染色质可以分为常染色质和异染色质两类，后者代表着染色质在结构上高度浓缩的区域，在间期核中能为某些染料所着色，称为异染色现象。异染色质在遗传上的活跃性或不活跃性当时是有争论的。一般倾向于它的不活跃性。我们就把这两个现象联系起来加以研究，在性细胞减数分裂期发现线虫的七对染色体有明显的极性，每条染色体两端的异染色质区域的大小和形状也各具特点，彼此很容易区分；在受精卵卵裂过程中，生殖细胞系细胞（P0-P5细胞）在分裂中不发生染色质丢失，而预定分化为各种体细胞系细胞（S1-S5细胞）在一定的分裂时期（在4，7，13，48，72和90等细胞时期）都会发生染色质丢失现象，各条染色体的异染色质部分都断裂下来，留在中期赤道板区域，不参与子细胞的间期核，使后者不再呈现异染色现象。线虫中染色质丢失时所抛弃的染色质都属于异染色质的结论是一个全新资料。当初还曾设想追踪各代体细胞所丢失的异染色质在质和量上是否有所不同，可惜因技术上的困难未获明确结果。用近代的术语来说，组成性异染色质主要是由高度重复的DNA序列所组成，它是否属于基因组的功能组成部分仍有不同看法。尽管线虫分子生物学，特别是它的基因组的研究，近年有飞速的发展，但异染色质在线虫生殖细胞中的功能，在分化细胞中为什么要全部（或大部）丢失等等都还是细胞和发育生物学中没有解答的老问题。
与研究前述线虫体细胞分化中染色质丢失现象的同时，对其异染色质与染色中心的形成，染色体的极性以及异染色质的融合特性与复合染色体形成等也进行了研究。
在实验形态学研究方面，贝先生和他的学生主要应用一些水生生物，如杆吻虫、水螅、涡虫等研究动物的生理梯度、极性和图型等在再生和移植实验中的调节现象。对一种水生环节动物杆吻虫的再生和裂植的相关性的研究比较系统，并取得了创新的成果。杆吻虫在自然环境是可以裂殖方式繁殖，即在某一体节先逐渐分化出管状口吻和眼点形成新的头部，其前一体节则分化出尾部，以后一分为二。经过大量材料统计分析，在实验室相对恒定的条件下，裂殖最易发生部位是第18节。这种动物也是研究再生的好材料，动物经切割再生头部和尾部的速度沿体轴有梯度性差异。若切割部位在个体的前部体节，后段再生头部的速度快，频率高；而前段再生尾部的速度慢，频率低。同样，尾部再生速度也因切割部位处于个体后部体节而加快，从而提出了两上再生梯度的假设。有趣的是反映再生梯度的头部和尾部再生速率的两条曲线的汇合点恰恰也落在第18体节。这说明再生和自然裂殖两个现象是相关的，裂殖最容量发生于两全再生梯度趋于平衡的体节区域。
水螅也是一种研究形态发生和生理梯度的常用实验材料。水螅的口缘（头部）是水螅的组织中心，将它切割后移植于水螅体部可在该处诱导产生新的水螅，这已为前人工作所证实。我们的移植实验证明，诱导能力是口缘细胞所特有的分化性状，沿水螅体轴并不存在诱导能力的梯度分布。对水螅在自然出芽生殖中，芽体发育中口缘诱导能力的决定和分化也进行了研究。水螅的底盘（足部）在移植至体部后不被吸收，保持其原有的分化特征，与口缘分别代表着水螅体轴两极两个独特的分化区域。
除上述工作外，贝先生的研究生还进行了摇蚊幼虫咽侧体和心侧体的研究以及虾眼柄激素的色素细胞收缩的研究。
贝先生治学严谨，坚忍不拔，勇于探索。他在30年代从事丰年虫中间性研究，在生殖腺转变过程中观察到生殖细胞的重新形成。启发他产生了这样一个想法，细胞的形成除传统的细胞分裂外，究竟有没有其他新的方式这样一个严肃的科学问题。这个工作在被搁置了二十多年后才在原的有基础上，采用丰年虫和其他实验材料，应用近代的各种先进技术重新研究这个问题，取得了新的结果和认识，发表了多篇论文，也出版了《细胞重建》论文集（第一集）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概念和假设。贝先生年已百岁仍致力于这个科学问题的探索，这种几十年如一日，埋头苦干，为探索新的真理而奋斗的治学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贝先生不但勇于寻求真理，也善于坚持真理。记得在1943年英国Stedmann夫妇提出了一个新的假设，认为动植物细胞染色体的主要成分不是DNA，而是酸性蛋白，DNA只存在于核液中，对Feulgen反应有质疑。针对这个问题，贝先生和他的学生以摇蚊唾腺染色体为材料设计了许多实验，并将结果以致编者函的方式于1945-1946年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了二篇短文，对司氏假设中的论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种实事求是地理行学术争论，敢于坚持真理的态度是我们后学的楷模。
贝先生正直谦虚，生活俭朴，以研究学问和培养青年为他毕生的事业。数十年来，他先后创建了浙江大学生物系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物物理系，创建了金沙集团1862cc实验生物研究所和生物物理研究所，为培养教学和科研人才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一贯关心和爱护学生，对跟他做科研的人要求很严，从文献阅读，对问题的分析和思考，直至设计和实验都要求周密考虑；在讨论实验结果时，彼此交换看法，态度非常随和亲切。同时，他也放手让他们去独立发展。
作为贝先生的一名学生，对老师的为人和治学态度深为敬仰，对他的谆谆教导，终生难忘。
近年来出差北京和去看望贝老的机全少了，只记得1998年春节去北京参加一个国家基金会项目的论证会，去了贝老师家，告诉他我们要接受一个任务，培养和建立我国近交系小型猪的胚胎干细胞系的大致情况，他表示支持，并语重心长地说“细胞学问题会不少，分子方面深入要慎重”，后来的实践也的确证实了他的肺腑之言，猪胚胎干细胞是不容易培养的。2000年6月我和丁静一起去看望贝老师，她有很多年没有见到他老人家了，记得那次竺英夫妇和锦蓝同志陪我们一起去的，大家谈得很高兴，丁静看到贝老师精神好，谈往事即便是一些琐事，他也记得很清楚，就是听力有些下降，她衷心地为老师的健康祝福。后来，贝老还热情地给我介绍了《细胞重建》第二集中的部分工作，并出示了很多照片，我们也谈得很兴奋，我向老师表示祝贺，并希望早日出版。贝老师这种对真理的执著追求，令我万分钦佩。祝愿老师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