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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物物理所四十余年的经历及体会

胡坤生

从我1960年就读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开始的40 余年中，经历了很多生物物理所的重大事件，现把经历和体会写出来，献给所庆50 周年。 1960年来北京上大学，正好赶上国家困难时期，记得进科技大学不久就来生物物理研究所搞叶蛋白，我们到植物园去摘树叶，到所里提取蛋白质，制成食物，当时的谭震林副总理还来所品尝过叶蛋白。1964年开始	1996 年10 月，吴阶平副委员长和前卫生部长参加全国临床评价及应用研讨会（蚓激酶）
的毕业论文是在生物物理所彭程航老师指导下完成的，题目是监测原子弹爆炸后大气中的放射性。大学毕业后开始分配到湖北省委组织部，文化大革命中（1968年）又从湖北调回北京。当时的生物物理所已是国防科委管理下的京字133 部队编制，要成立仿生研究所，后又回到科学院。后来工宣队、军宣队进驻研究所，所编为连队，我任副排长，负责干部的审查，长期在外地调查核实有关干部政审材料。因受到科学院要走出围墙的极左思潮的影响，我参加了生物物理所的第一个小分队去首都钢铁公司，用钴60 放射性测量方法搞炼钢自动化一年。又因为要搞备战，研究所要搬迁去河南鹤璧市，我又作为研究所的代表，首批去那里建所，盖了不少房子后又撤回北京。接着又去五七干校，劳动锻炼一年。到了上世纪70 年代末，改革开放开始，我才能稍微安
贝老95 岁生日庆祝会（1998 年）	心下来真正搞些科研工作。开始时也常受到大环境的干扰，争论不休，是学科带任务，还是任务带学科，搞理论研究还是搞应用或应用基础研究。所以我的研究内容老在变，搞一段基础理论，又接着搞应用，承担一项突击的军工项目又回来搞基础，因此知识面较广，但深度不够深。1983 年开始由国家公派去英国留学进修，先后共6次去英国和美国进行合作研究或作为访问教授去那里工作。1995年被任命为所党委副书记，主持党务工作，曾分管过开发
和人事等项工作，与王书荣所长及所班子密切合作，进行了许多改革试点工作。1995—2003年任研究所工会主席和职代会联合委员会主席。下面谈谈我的几点体会 1．贝时璋先生从建所任第一任所长起的50年来对生物物理所的成长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考虑的是全所的发展，他提倡学科交叉，注重于新学科的诞生和发展。他为人谦虚谨慎、平易近人。邹承鲁、梁栋材、杨福愉3位先生对我们所的发展也做出过历史性的贡献。从建所初期来所工作、一直到在生物物理所退休的一批科技骨干和管理工作者为生物物理所贡献了一辈子，没有这批人的努力，就没有生物物理所的今天。近几年来引进了一批青年人才已在各自岗位上发挥着作用，基本上完成了新老接替，他们是生物物理所的未来和希望。 2．不要忘记历任所长和书记及领导班子为研究所的发展和成长做作出的贡献。除贝老外，梁栋材先生和王书荣先生，尤其是王书荣先生，为我所的改革开放、建设花园式文明研究所做出了成绩，使我所在历次科学院研究所排名时总是名列前矛。王志新任所长后，研究所进入了知识创新工程，开始引进青年科技人才。在饶子和和徐涛任所长后，大力引进青年人才，将我所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有朝气的、蓬勃向上的阶段。所长任期内所取得的成绩是书记在内的所领导班子共同努力和全体职工一起努力的结果。所务委员会合影（1998年） 3．要坚持三严、三宽的研究所所风，即提倡严肃的科学态度、严格的科学实验、严密的数据处理，以及营造宽松、宽厚、宽容的“三宽”学术环境；要坚持学科交叉的优势，只有在不同学科的科学家共同努力下，才能产生具有影响的科研成果；要注重创新，特别是原创性的科学研究；在搞科学研究时，不要忘记造福于人类，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 4．从我们这一批文革前大学毕业的科技工作者的经历可以看出十年“文革”浩劫的后果以及“文革”后期科研受到的冲击。我们从改革开放后的“科学的春天”到来后才能较为安心地搞研究。现在正在搞研究的青年科技工作者的生活环境，工作条件比我们要好很多，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新的所领导班子带领下，在全体职工的努力下，一定会把我所建设得更美好，再上一个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