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研究所报到后即去“四清”，接着“文革”开始了。但是我比较幸运的是，在1969 年初被抽调到“京区824 任务组”，即人工全合成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tRNAala）研究课题组，可以搞业务了。当时，这个课题是由京沪两地生物口一些科技人员共同发起，院部支持立项的。上海有关研究所各自组织专门的任务组，而“京区824 任务组”则抽调了生物物理所、微生物所、动物所、遗传所、化学所和当时的北京生物实验中心等单位共四五十位科技人员，主要是年青的科技人员。“824任务组”开始由微生物所代管一段时间后，正式划归生物物理所建制，成立“核酸研究室”（二室）。

 在那动荡的年代里，除了必须参加院、所的文革运动外，我们一般白天搞科研，晚上加班学政治。为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和“向工农兵学习”的精神，我先被派到首都啤酒厂制备DNA 四种单核苷酸原料，吃、住、实验在车间。后又到南苑国营农场开展核酸降解物对农作物增产试验，即“702 试验”，吃、住、实验在农村。直到1970 年末才回到中关村实验室，参加并负责天然酵母tRNAala 的拆合研究。在当时，实验材料、试剂无法进口，条件非常困难，我们就从头起家建设实验室，制备合成所需各种核苷酸（包括稀有核苷酸）及其保护基，提取纯化各种工具酶。涉及全局性的研究工作，如DNA 连接酶、RNA 连接酶的纯化以及核苷酸大片段合成，就会同上海同志组织会战攻关。到最后我们进行tRNAala分子的半合成和全合成的总装会战。记得那时我经常到上海生化细胞所参加这类会战，一干就是二三个月，直到完成工作任务。在院所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全力支持下，我们克服技术、条件上的种种困难，攻破科研工作上的道道难关，扭转畏难和动摇情绪，树立必胜的信心，力争世界领先。十三年岁月蹉跎，我们二室同志按分工出色地完成了天然tRNAala分子的拆合研究、化学和酶促合成核苷酸片段，以及各种核苷酸制备及其生产工艺研究等任务，在ATP、聚IC 等核酸药物的应用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为“824 任务”的完成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也为生物物理所赢得了荣誉。这项研究工作开启了研究所在核酸、基因工程技术研究的新领域。

“824任务组”的同志多是刚毕业不久的年轻人，知识和经验都很不足。为加强学术上的领导，经院里同意，我们请邹承鲁先生担任顾问，后来任“824 任务”协作组副组长（王应睐先生任组长）。当时他刚刚组建酶组，困难很多，工作也很忙，但他还是经常到室里参加业务会议，出席学术报告会，研究讨论实验方案，解决试验中的具体问题。在京沪两地协作组会议上，邹先生常常给予许多学术上的指导和战略方案方面的建议。我组拆合研究工作完成后，邹先生建议将文章送国外杂志发表，为此，他委托刘蓉先生帮助改稿，然后亲自动手修改，将文章推荐到BBA 上发表。邹承鲁先生极少提及他在“824 任务”工作中的这段经历，但是他严谨治学、实事求是的风范和真知灼见的学识影响着我们年轻人。他应是这项研究工作的领导者之一。

酵母tRNAala 人工全合成研究成果，于1986年和1987年分别获得金沙集团1862cc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和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虽然我本人作为一名主要完成人被列入获奖人名单，但我深切明白，这是大协作的成果，集体智慧的结晶。在我后来的科研与管理工作中，更加深刻地领悟到解放思想、立足创新、坚持不懈、勇于实践和团结协作精神对科研工作的至关重要性。

 1978 年科学的春天来了，生物物理所开始了新的发展，随着分子酶学、生物膜和蛋白质空间结构，以及视觉信息加工、核酸结构与功能等研究的迅速发展，前沿学科领域更加鲜明，更具特色。1984年10 月我在德国洪堡奖学金资助下留学2 年回所后，在二室建立了tRNA 结构与功能课题组，同年获得了科学院自然科学基金，很快投入了正常的科研工作。正当我踌躇满志想大干一场的时候，1986 年初梁栋材所长决定让我到所科研处负责工作，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我毫无思想准备，在梁先生的耐心开导和鼓励下，我还是不情愿地走上了科技管理的不归之路。

 当时，研究所的科研经费主要是靠院拨下的事业费，课题组经费十分紧张，因此，组织好所里的课题，争取院和国家的项目、基金及科技攻关等经费是科研处的一项重要任务。1986 年国家正式启动“863 高技术发展计划”，这为科技带来新的发展机会，如久旱逢甘露，竞争也很激烈。我们分析并依据研究所在蛋白质空间结构研究的优势，结合基因工程技术方面的良好基础，积极组织相关课题的申报，走出去到南京大学和上海有关所调研，商榷合作，主动到院部争取支持，结果，我所在胰岛素、天花粉、医用酶等基因工程和蛋白质工程的课题立项上取得较圆满的成绩，同时生物物理所被批准为生物技术领域第三主题——蛋白质工程主题的依托单位，从而显示和确立了研究所在这一研究领域的优势地位，我本人后来被聘为第二届“863计划”生物技术领域专家委员会委员。

 在所科研处工作一年后，我被调到院生物科学与生物技术局。虽然我曾在1991 年调回所里任3 年副所长，后又回到院部基础研究局和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局，离开了我热爱的生物物理所，但是，应该说我的心始终没有离开过她，我在生物局一直关注生物物理所的动态和发展，分享着它进步的喜悦，生物物理所按照我院生命科学的长远发展规划和前沿学科领域的部署，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承担了“七五”、“八五”、“九五”和“十五”的院重大、重点项目任务，获得许多重大科研装备专项支持，不断提升科研实力和水平。另外，生物物理所在研究所所长任期目标、人事制度等各项科技体制改革试点中总是走在前面，它曾是科技部抓的5 个国家重点研究所的试点之一。

 从1984 年起，为了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国家计委和科学院相继部署国家重点实验室和院开放实验室。在1987年，邹承鲁、梁栋材和杨福愉3 位先生积极策划并提出建立“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设想，此时，国家实验室的立项工作已近尾声，申办难度很大，在院生物局配合下，杨福愉先生亲自出面调协，终于得到计委的支持予以立项，当时，贝时璋名誉所长、周光召院长出席了论证会，汤佩松先生任论证组组长。多年来，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在3 位先生的正确领导和精心呵护下，本着“开放、联合和创新”的精神，成果斐然，人才辈出，在历次评审中，始终处于优秀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前列。

半个世纪过去了，回首生物物理所的发展历程，我们欣喜地看到，生物物理所自贝老创建，经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开拓进取，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发展，在知识创新工程建设中壮大，已经成为国家重点建设的科学研究中心，为我国的生命科学进步做出了杰出贡献。展望未来，我们坚信，它必将会迎来更加光辉的明天，我衷心地祝福她！